转：教育绝境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
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中国的教育，那就是溃败。产业化教育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，被胁迫加入游戏的皆成输家，坐庄的席卷了所有的财富。
似乎有那么一个“老大哥”——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名著《1984》里塑造的“独裁统治者”，一直在盯着我们，全体国民都通过荧光屏幕处于其严密监控之下，无条件地服从其旨意。 “不过，他的角色已经变成了精明的商人”。（见6月12日出版的《南都周刊》）
以优质资源做诱饵的庄家，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，每一个环节皆明设或暗设机关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令参与者束手就擒。这与“老大哥”的控制手段如出一辙：单一的思维和需求导致单一的选择。
通过意识形态审查与控制，以及经济寻租的双重扼制，实现了教育的专制。人的教育死了，掠夺开始了。
在教育的名义下，搞定一切。所有的人都是人质和筹码。
求赢的目的论教育学与成功学，窒息了学子的心灵。他们大都丧失了学习的兴趣，以考分机器的面目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。
父母们焦躁不安，倾注全力——精神和金钱，供养自己家庭以及家族的希望之芽。
全社会处于异常紧张的战争状态，为每年一次的中考、高考、考研考博而操劳。
每一个考生的亲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奔走于权柄之间，迁移落户，风餐露宿，寄居他人屋檐之下，早起晚睡，接送，辅导，训斥，牺牲节假日，放弃人生享受，为的只是后代完成跳龙门的壮举。设计复算计，没有心机的有了心机，有心机的成了人精。
在貌似唯一公平的平台上，谁也不愿意先输一程。有钱没钱，都得咬紧牙关，走过这一伟大的长征。考上了名校，也只是稍稍松口气，还有找工作，买房子，婚嫁诸事有待操劳。一代代就这样老了，没有人能看到苦难尽头那一抹曙光。有诗人在二十年前曾经感叹：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父亲的背影？
我们要走的是一个程序，一个只想采撷果实——毕业证的行为艺术。
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，他们从未完整地发育过，获得教育的滋养。无暇顾及自己身心的成长，鲜有时间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力，从而确立安身立命的价值观。目标在前，没有当下。教育把孩子与自己的生命割裂开，把他们与生活和广大的世界隔离开，他们在死寂的环境里“记住一切有可能在考试中出现的东西”（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话）。
中国丧失了自己的孩子。
他们不会犹疑、徘徊，父母包办设计好了他们可怜而伟大的一生。目标坚定——不是自己认可的；全心全意——不需要操别的心，父母已经包办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及生存杂事；唯我独尊——他们是家庭的核心，一颦一笑决定着家庭的气氛；冷漠世故，他们把一切都看穿了，故此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热情，世界与自己无关。他们是一座座孤岛，长夜难明。
作为起点的大学，成了终点。放松，放纵，他们要把十多年压抑的力比多发泄出来，要补偿自己。性与就业，主宰了校园生活，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，在功利性的目标前，变得如此卑微。可悲的或许是，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求知的冲动，因为他们早就没有了那种本能。
对成功学的信奉者而言，时间是无用的东西，他们更愿意相信各种层出不穷的速成技巧，所以，在中国，教育常常就是骗子的产业。只要给出一个速成的目标，家长们很乐意掏瘪自己的钱包。
教育制造的灾难，正在由全社会来承受。
高考前夕，直接留学和弃考成为热点话题。“攀升的弃考率，反映的一个逻辑是——高等教育相对投资价值的下降。”第二十五期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的社评指出，中国高等教育替代品的出现和高等教育产品自身预期的下降，是两个主要原因。
高教大跃进所制造的产品——毕业生，已经成为中国维稳的不稳定因素。从鼓励大学生做村官到鼓励参军，政府殚精竭虑。第二十一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以“新知青运动”为题，介绍了几位大学生村官的现状，在精英匮乏的农村，他们未改变什么，却往往被改变着。一滴水撒进大地，孤独的是水。他们并不想把根扎在农村，那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，被动选择的他们，期待着服务期满后的工作前景。从2008年开始的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，显然需要面对庞大的就业缺口。“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，未为可知。”持续增长的待业数量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。问题是，支持大学生社会就业的政策，无意间在和农民工争夺饭碗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专家对《新世纪周刊》记者说，参军这项缓兵之计堵死了农民的路子，把大学生当人才培养当农民工用，最后的结果就是“读书无用论”观念的抬头。
灾难的源头在大学。第十三期《财经》杂志指出，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学校，因为他们不考虑社会需要：专业人数过多，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。“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产业解构的需要错位”。在毛入学率高达22%的中国，学校家长和学生，依旧是原有的精英意识。“普通专科学校也向培养高级人才的方向靠拢”。据统计，全国有326所学校设立经济学专业，510所设立法学专业。
1999年以来，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——扩招，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，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，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，一个专科院校短短数年就可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。专业同质化，教育过剩。师资不足，生源素质下降，专业设置脱离需要，在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主任张丽宾看来，这些因素造成“地方院校走出来的专科学生成了真正就业困难的大学生”。
聪明人借助泡沫大发其财。以独立相标榜的大学排行榜就是一例。
6月22日出版的《时代周报》报道，身份不明的武书连收取多所高校“赞助费”，使其排序靠前。互相利用的结果，依据此民间排行榜选择学校的考生，掉进了谎言的陷阱。
在我看来，第十七期《新世纪周刊》所作的“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”具有一定的说服力。这个由毕业生对母校打分所建立的排行，可以充当选择学校及专业考生的参考。在今年的榜单上，上海交大独占鳌头，前十名中有六所出自长三角地区，记者分析乃是得力于该地更丰富的就业机会；高校扩张最疯狂的武汉，大学生总数已经超过京沪两地，达百万之众，但签约率仅有两成，就业形势最为严峻。该榜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子榜或许是“工作收入薪酬排名”，名列前二十名的复旦等高校脸上有光了。
大学资格争夺战丑闻迭出。继《中国青年报》揭露吉林松原高考疯狂作弊后，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记者深入采访，为我们细致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群丑图。当地的作弊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，高考作弊公然以产业化的姿态挑战道德极限：从户口迁移、集体抄袭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，一条龙服务迅捷便利。监考形同虚设，教师参与贩卖作弊机，人们的羞耻感罪恶感荡然无存。他们唯一的集体快感或许是，以己之获利，鲸吞了属于他人的资源和未来。2008年，该市600分以上的考生超过了该省两个大城市长春和吉林的总和。
诸多高考丑闻无一不在证明：大学资格成为掠夺最激烈的一块领地。原因在于，这是全社会能争夺的唯一一块公共资源。对每一个家庭而言，孩子是家庭的未来；对每一个学生来说，这是改变命运的天梯。
考上大学之前的日子是可怕的。每一所学校几乎都类似于集中营。压抑的气氛令孩子们终生难忘。那种残酷是渗入骨髓的。第二十三期《新民周刊》报道了一个13岁上海少女的自杀事件。精神折磨彻底击溃了一个少女。可怕的是，学生大都不愿作证，记者费尽周章才找到三个肯说话的学生，还原了那堂致命训话的核心。该不幸事件的症结在于，升学指标造成教师心理失控，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学生身上。处在压力和焦虑中的学生，恰似一座活火山，随时会喷薄而出。
在上中学之前，奥数与英语，犹如两条毒蛇，缠住了每一个家庭。追求智慧的东西变成了加分工具，机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；外语取代母语，成为荒诞而实用的敲门砖。
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不明白，影响学生健康和家庭经济的坏事，为何就不能得到纠正呢？利益主体乃庞然大物，只有如此，他们才能保证其垄断收入。越大越急迫的问题，越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拖延下去。所有的人为灾难到最后都不会有真正的责任人。
这种教育走到自己的终点了吗？
敏锐的《新周刊》这次选对了题目：《无法成人——中国人的成长链》。作家胡小同不无讽刺地写道：求学越来越早，成家越来越晚，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。一切“为了孩子”的中国父母是中国孩子无法成人的根源。
缺乏生气的学生们的脸，焦虑而严酷的教师的脸，执着又茫然的父母的脸，为中国打上了难以轻松的底色。被讥讽为中国式母亲和中国式父亲的中国家长们，只有当你们走出了成功学的魔咒，游戏才或许可以终结。
让我们记住台湾大学校长的话：“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”。 “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，社会的良心堡垒就更加坚固”。（见第十三期《南风窗》）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孩子丢失了良好的品性，即使上了再好的大学也没用。一个不能自己选择道路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。
